第433节
儒教理学是以孔孟之学为核心的理论，但儒教理学却并非全是纯粹的孔孟之学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除了被缝合出来用来自圆其说的部分，还涉及到了更加深远的哲学领域。
见众人已经思考完毕，姜星火开口道。
“圣人之后、文官、士子、信众。”
“诸位觉得，对付这四类敌人，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手段？”
“这”
听到姜星火问出的话语，房间内再度陷入沉默当中。
他们虽然基本都曾经深刻钻研过儒教理学，现在或曾经也都担任过朝廷的重要职位，但要是马上让他们拿出具体的方案来，却也没那么容易。
最终，还是宋礼先行打破沉寂：“我们可以从这四类敌人当中找出突破点，比如文官，若是能将变法的势头压过守旧的势头，那么很多文官对于理学的信仰其实并不坚定，只是将其当做通过科举走入仕途的敲门砖而已，一旦变法势大，恐怕也难免要为了自身利益而改换门庭，投向我们这边吧？”
宋礼的思路固然没错，但这却不是姜星火想要的。
“我说过，我们这一次要做跟以往历代变法都不一样的事要全面出击。”
姜星火正襟危坐，说道：“第一个，便是削减圣人崇拜与圣人之后的特权。”
宋礼惊讶道：“那岂不是要跟天下人作对？”
“我等本就是逆流而动。”
卓敬捻须道：“可以这么干！不过在做之前，需得先查清楚情况，想明白对策。”
张宇初亦附和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
姜星火微微颔首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这件事需得谨慎，不过眼下确实有一个契机。”
“说来也是机缘巧合。”
姚广孝抬首笑道，三角眼中精光熠熠：“诸位可还记得李至刚是倒在哪封奏疏上？”
“自然记得，黄信那封谏书，文风可谓犀利君子为国不为身，故犯颜谏净死且不避；小人为身不为国，惟谗韬面艘，以苟富贵。明君乐谏净而国以兴，昏君乐才韬而国以亡。桀纣杀龙，逢比干，明效具在”
还没等卓敬复诵完毕，姚广孝轻轻地吐出了几个字。
“我派出去的人挖到纣王墓了。”
“啥？”朱高煦愣了愣。
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惊住了剎那。
姚广孝笑吟吟地看着众人，似乎早已预料到他们会如此表情。
张宇初张大嘴巴，几息后才缓过神来，他连忙问姚广孝：“没弄错吧？这种事儿可不能乱开玩笑！”
“隔了几千年，纣王墓是怎么发现的？”
姚广孝伸手捋了一把胡须，慢吞吞地说道：“因为要给姜圣挖坟。”
别误会，不是诅咒，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“挖坟”。
姜星火在出狱时，为了确定自己之前在不同历史线上的七次穿越，究竟是不是跟此方世界的大明处于同一条历史线上，或者说，自己改变的历史到底受不受到未来既定事实的影响，所以委托老和尚派人去挖自己在北宋时期留下的坟冢。
很遗憾，自己的坟头没挖到，反而把纣王他老人家的坟给刨出来了。
纣王在同周武王牧野大战失败后，登上鹿台自焚，商朝由此灭亡，周朝建立后周武王为显示他不绝人祀的仁君风范，允许纣王的后代葬其遗骨，纣王的儿子武庚遵照纣王“死后葬于淇河之中”的遗命，命人截断淇水，在河床上凿竖穴而葬，封口后河水照流，而后河流偏移，墓穴便与河床埋在了一起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埋藏在河流故道下的纣王墓始终没有被人发现。
纣王墓在姜星火前世，是20世纪才发掘的，发掘的时候，便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，出土的物品并不完整。
而此次姚广孝发掘，却发现了不少好东西。
“当初我收到派出去的人回信之时，便感觉蹊跷，于是命人暗中查探，果真发现了古怪的事——里面有很多的龟甲，龟甲上面还记录了类似文字的符号，这些文字形态复杂，笔画粗壮，笔画数目繁多，形式上粗犷、自然，并不能辨认出具体的含义。”
“那时候我还不能确定，于是跟在江南的姜圣通信，方才确认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上古文字！”
事实上，在姜星火的前世，甲骨文最初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，当时已经发现了一些甲骨文的文字，但是并无有名的研究者留下记录，直到清朝中晚期，随着甲骨文的大量发现，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。
这就意味着解释权在我啊！
非但如此，商朝墓葬，尤其是商纣王的墓葬，对于论战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，众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大价值所在。
为什么商纣王的墓，对论战有特殊意义？
是因为变法也好，守旧也罢，争论的核心命题就是：王霸、义利、古今。
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，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陈亮代表的事功之学，在数百年前的那场“王霸义利”之争，到底争论的是什么？
事实上朱熹与陈亮所争的“王霸”，归根结底是历史观的问题，只不过将历史观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。
朱熹认为上古时期及至夏商周三代，统治者为圣王，圣王之间以道心相传，心术纯正，所以社会天理流行，是“王道政治”。
而三代之后，由于道心的失传，所以汉唐的帝王没有道心，只知道利益和人欲，他们所做的仁义之举，只是恰好与上古圣王的道心一致的偶然之举，因为没有道心，所以汉唐是“霸道政治”。
其中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治作为王道政治，对朱子来说是一种基于孔子的哲学设定、政治理想，或者说，道统。
这种道统，实际上折射了理学想构建的理想政治社会，也就是圣人当政、贤者被用，如此一来则道与势统一起来，在三代以后的儒者心目中，三代之治最有诱惑之处就在于此。
朱陈的王霸义利之辩的焦点在于，朱熹与陈亮两人对三代之治历史评价的不同，以及从中体现的对“道统”的解释的不同。
而陈亮则认为需要“王霸并用，义利双行”，陈亮还说明即便是三代的帝王，也不完全是以王道治天下，中间也有霸道，王道需要霸道为自己开辟道路，便是所谓的“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，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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